进退李丰｜财天特写

离开IDG时很突然，对机制的创新也曾遭遇阻碍和外界质疑，李丰变革的决心多少有点“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意思。峰瑞资本成立一年后，共计投出57家初创公司，其中26家已完成新一轮融资，然而，李丰的焦虑并没有因此缓解。

财经天下（ID:cjtxzk）文｜石海威

2002年跨年夜，李丰是和罗永浩一起度过的。
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内，他们和现场的1.8万人共同见证了罗大佑的新年围炉音乐会。千禧年刚过，新世纪的迷惘笼罩着台上这位48岁的歌手，也笼罩着台下28岁的李丰。
那一年，他和老罗同为新东方英语教师，并认为自己课讲得不错。再之前，他刚刚停掉自己的第一个创业项目，是和两个北大同学一起做的，环保设计方向。
这些年，媒体笔下的李丰常给人一种“传教士”的形象，这也许和他做过多年老师不无关系。他有意无意的选择充当了某种引导角色，但又不需要与太多人协作。
学生时代的李丰喜欢和坏孩子混在一起，因为和坏孩子相处“直接了当，规则比较简单”。这种对简单直接的偏好一直维持到他成年之后。过去在IDG做合伙人，李丰因为性格直率得罪过一些人，不过VC投资涉及客观认知、逻辑分析、主观判断，每一个环节都容易产生分歧，这并不稀奇。
小学二年级时，李丰的父亲过世，此后和母亲、姐姐一同生活，这也是他日后敏感性格的成因所在。在中科大大院里生活的日子，对李丰来说像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场景，打架、抢劫，几乎“无恶不作”。
“（我）比一般人敏感，但坏处就是我会比较容易让自己显得很强，不太容易示弱”。身边人评价他“并不擅长跟别人打交道，喜欢独来独往”。
大二那年，在北大化学系就读的李丰帮人代考，被老师抓包。他和老师在二楼办公室扭打一通后，一气之下，跳窗逃走了。 
“密谋壮胆群”2006年新东方上市后，李丰实现了财务自由。同年底，他离职参与创办互联网广告数据公司“秒针”，李丰认为，种种迹象表明，自己注定是要创业的人。去年成立“峰瑞资本”是必然，而非后期外界演绎的那样夸张。
峰瑞资本的另一位合伙人林中华曾在美国创立使投资基金Great Oaks，期间与IDG有过多次合作，2014年，他受IDG资本邀约成为投资合伙人，负责在美跨境投资业务。

后来，林中华和李丰对过往的投资方向和过程有过一次梳理，发现二人有很多相似之处。过去几年李丰和林中华共计投出包括三只松鼠、猪八戒、Trulia、Flatiron Health等六七个独角兽项目，但早期投资的缺陷也同样困扰他们：很难规模化，单笔投资量小。

此前在IDG内部，大家就曾讨论过早期投资和成长期投资的区别，所谓的早期投资需要做的是覆盖，成长期投资其实是在做资产管理。

▲ 2012年前后，李丰开始意识到想做好VC需要克服干涉别人的欲望，不但不能干涉，也不应该把想法强加给别人。

“我们在不停地在思考，这件事如何规模化。一个好的VC合伙人一定有好的资产判断能力，关键是怎么把这个能力规模化。”林中华说。某种程度上，这是他和李丰创办峰瑞资本的初衷，更好地发掘创业者，投出更多伟大的公司，这对任何基金而言这都是核心要义。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选择在投资机制上做一些改良。其中之一就是Carry回报不限于内部和合伙人团队：外部人员推荐项目，获得5% Carry，执行团队获得5%；内部人员推荐项目，获得5% Carry。
这也是后来外界对峰瑞在机制上质疑最多的地方。有人认为，峰瑞的募资渠道转向大众富裕阶层，好处是普惠，考验的是渠道销售能力，通过改革Carry分配机制拓展渠道，项目增加基数的同时提升投资效率，好处是多，考验是杂。
一些一线投资大佬也曾提醒过李丰团队，过去VC行业主要在赚信息不对称的钱，如此一来，包括项目来源、利益分配，决策形式将全部透明。
李丰认可外界的这种担忧。但他同时也清楚，即便像自己这样行业内的资深投资人士，找项目的能力还是有边界，之所以愿意把这个分配机制放出去，是为了解决往里进的问题，也正是解决边界问题。

对于一家早期投资基金而言，找到项目只占半壁江山，究其背后的逻辑，投资属于金融行业，金融行业的核心竞争力是风险定价能力。在李丰的设想中，对于峰瑞的投资团队而言，不论长幼，都要持续培养和发展自己的资产判断能力，从而有本事去做风险定价，这是最终的长期核心竞争力。
至于如何能顺利完成这一系列的变革，峰瑞团队花了几个月不断打磨。2015年夏天，刚从IDG离职的李丰来不及选办公场地，和几名创始团队成员挤在LP的办公室里，在中环世贸的露台上，内部会议开了一次又一次。

当时李丰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大家的头衔抹平，决策权下放，与决策权相对应的利益分配机制也做出了相应的改革，向一线同事做了更多倾斜。

其二是扩大覆盖面积和入口。从基金融资、找项目、投资，到投后管理、退出，几大环节上尽可能做到互联网化、社会化。
李丰开始募资时，刚好赶上中国股市两轮暴跌。2015年7月初，李丰找到一群相熟的朋友，表达了自己希望“单飞”的意愿，并很快拿到了超过10亿的口头投资承诺。股灾之后，LP们自顾不暇，承诺的注资纷纷缩水。2015年8月16号是峰瑞资本对外宣告成立的日子，而8月底的那次股灾震荡最严重，最初承诺的12亿融资最后交割的只剩7亿。
2015年年底，几家被投企业的创始人找到李丰说：“我们发不出工资了，赶紧打款吧，不然真的这周工资就要开天窗了。”
峰瑞的几位创始人团队成员不得不以GP管理公司的名义借了一点钱，由三个人合伙人做担保，将钱分为几次打给创业者。
林中华事后回想，在那个时间点上，完全没有想到之后的募资会不会顺利、风险是什么，只想先把钱给到创业者再说。
最严重的一次，在香格里拉的酒店大堂，李丰叫来另外两位合伙人一起喝茶。“Ben（林中华）安慰我说，没关系，大不了我们就不干别的，专做几个晚期的SPV赚点钱算了。”当时他们三人的微信群组名称是“密谋壮胆群”。
李丰形容，这中间自己和团队出现若干次非常巨大的痛苦和绝望，种种不可抗力因素让他一度陷入巨大的恐慌之中。
峰瑞资本董事田里回忆，对于一家年轻基金而言，当时投资团队出去看项目时必须花上好一会跟别人介绍自己，没有名片也没有办公室。一个月内，他和团队其他人都瘦了十几斤。

“又费柴火又费人”峰瑞资本早期三个主要投资方向包含消费升级、企业服务和深科技，其中消费升级和企业服务并不新鲜，但深科技是个全新的投资领域。峰瑞资本人民币主基金过去一年共投资了 57 家公司，其中 26 家已完成新一轮融资。新增项目中有1/4 为深科技项目，覆盖VR、人工智能、机器人、生物科技、环保、材料、能源、医疗与大健康等领域。
尽管科技投资方向很多，但每一个方向都要求足够的专业性，并且每个人只能看一两个垂直的方向。投资深科技要求投资人非常专业，光懂相关领域不行，还要有外脑作为专家和顾问。
此外，深科技投资项目也不好找，找了以后不好论证。既要在学术上论证它是否可行，不要太超前，又要在工业上论证它能规模化和工业化。
对于深科技的押注，李丰形容为“又费柴火又费人”。但这是毫无疑问的风口，他认为模式创新的时代将在未来3-5年内结束，更为底层意义上的技术创新时代已经来临。
2015年的圣诞节，峰瑞资本早期项目负责人朱祎舟和同事尹弘、崔文瀚是在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的一家破旧宾馆里度过的。在这个以小龙虾养殖闻名中国的县城里，他和同伴准备拿下一家名为“清陶能源”的科技创业公司。
“清陶能源”是清华大学的院士团队，却选择在一个小城市摸索开发，想要制造出能安全折叠的超高容量固态电池，二人希望改变人类新能源的梦想打动了峰瑞团队。在已有大量调研的基础上，朱祎舟和团队很快敲定了这笔投资。期间有一些在该领域布局较深的机构也在推进，但在决策速度上还是败给了峰瑞。“我们当时花了很大精力去调研技术和行业，但时间有限，确实不足够透彻了解，不过有时对技术研究太过深入反倒容易被细节影响，导致最后丧失了一些投资的敏感性。”朱祎舟说。

▲ 在李丰的设想中，对于峰瑞的投资团队而言，不论长幼，都要持续培养和发展自己的资产判断能力，从而有本事去做风险定价，这是最终的长期核心竞争力。

获得峰瑞资本天使投资的MintMuse（米谟科技）也是一家多媒体和音频方向的深科技公司，创始人向奕裴有着多年对音乐和音频技术的积累，曾是高通的骁龙音效Audio+、虚拟环绕音效Audiosphere的总设计师，正在尝试做VR沉浸式音效的研发。
2015年，在美国圣地亚哥市中心的一间餐厅里，向奕裴第一次见到李丰。“他穿了件白T恤走过来，表面看上去非常安静，但内心十分敏感，聊过几句就难掩他的思维敏捷。他对很多不同的东西都有一个准确的定义，用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很长的定语和修饰词。”
当时，向奕裴的项目尚未成型，VR领域的爆发点迟迟未到，但李丰还是快速跟进。这令向奕裴觉得，李丰的投资逻辑除了追求资本回报以外，背后还有一些更长远的格局支撑。

“李丰的宏观趋势判断非常好，他会非常很好的看准一些行业，甚至一些赛道。趋势本身不重要，关键是趋势的转折点才是最重要的，李丰恰恰就是能够在趋势发生转折之前预测。”向奕裴说。
对于类似向奕裴的海归创业者，李丰都是早早锁定目标。
BeeCloud创始人黄君贤2014年初回国创业，为开发者提供在线支付接口集成API以及后端云服务。
在回国之前，黄君贤与Google知名工程师Matt Welsh通过一次电话。“他建议我在Google多学习一段时间，毕竟机会难得。结束通话前，他对我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上一个问他是否应该选择创业的人是Mark Zuckerberg，他当时让他不要去。”
当黄君贤还在美国Google总部工作时就结识了李丰，后者一直鼓励他创业，而黄君贤最终选择接受李丰的建议选择回国创业。黄君贤回忆，2013年前后，和李丰交流主要以劝导创业为主。一段时间之后，李丰开始慢慢渗透商业模式的东西，过程中，他始终是个好导师。
百场汇CEO沈巍曾任艺龙高级副总裁，期间经历过旷日持久的在线旅游补贴大战。战争后期，沈巍一度认为结果不再依赖个人能力或是经验智商。当时他已经厌倦了价格战，认为人生不应虚耗在资本游戏当中，所以在开始创业融资时，沈巍尽可能避开了产业资本和战略资本。
直到正式签订完投资协议的第二周，李丰才第一次到百场汇办公室拜访。李丰向沈巍说起了“猪八戒网”的成功案例，猪八戒网潜行九年，才成为中国最大的互联网企业服务交易平台。李丰将猪八戒发展过程中的遭遇的挑战一一分享，他觉得，百场汇是Airbnb模式下的商业场地短租平台，未来有希望成为和猪八戒网同样量级的公司。
“在整个跟他交流的过程当中，感觉他像一个经济学老师，用这种方式在跟你讲，他也不建议你做什么，只是不停地在说这些东西，所有的决策你来。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其实很怕伤害到别人的情绪。”
这确实是李丰近年来的变化之一。2012年前后，李丰开始意识到想做好VC需要克服干涉别人的欲望，不但不能干涉，也不应该把想法强加给别人。
林中华认为，李丰的投资风格是“自上而下”的，先看宏观趋势再做精准的判断。林中华自己对于项目的核心判断更多来自数据、产品、团队。
比如在Saas领域，李丰习惯判断这个项目是否符合供给侧改革，是否符合中国企业需要提升效率来降低人员成本的大趋势。而林中华关心的是，这支团队在没有任何资源的情况下，能拿到多少订单，活跃用户数是多少。
“很多时候他会说这个行业好，是大趋势，所以我们要去投。我会觉得这个事不太靠谱，收入没法保证，竞争壁垒起不来，或者有些数据现在跑起来很好，可能两年之后就没戏了。”林中华说。
这种分歧在任何一家基金内部都偶有发生，因此在峰瑞内部有一种“银子弹”机制——即使在所有人都反对的情况下，合伙人仍然可以维持自己的判断。
在沈巍看来，峰瑞是典型的美元基金的打法，投资风格不是去碰项目，而是基本遵循一套价值观和个人投资的哲学体系。
过去的互联网公司习惯花钱买流量，为了看到更多投入的ROI（投资回报率），习惯了打硬仗的沈巍如今逐渐意识到品牌对于一家公司的意义。这是四两拨千斤的部分，品牌之战同样需要策略，而且还要打得巧，这是峰瑞资本投后服务对他最重要的启发。
每个创业团队或者创始人都有短板，在早期，创业公司的数量远不及今天，创业环境也没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所有团队有时间来补短板，而在市场驱动的环境中，一切都被加速发酵了。作为投资基金，理应承担部分帮助创业公司补齐短板的工作，投后服务的重要性近两年也开始被各家基金意识到。
过去一年，峰瑞资本团队从17个人增加到 50 人。投资、投后团队人数比例1: 1，超过半数的成员拥有创业经验，绝大多数人具备跨境、跨行业、跨学科背景，可见其在投后领域的良苦用心。

▲ 李丰担忧的是自己可能对宏观趋势判断正确，却在对微观的节奏把握上出现问题。

“峰瑞的投后团队对结构层面会了解得更清楚，帮我们补充一些长板和短板，早期至少能够帮助到CEO建立这样的意识，在未来过程当中，这对我们来说其实是蛮重要的一点，我们可以没有资源，但是不可以CEO没有这个意识，成为未来发展过程当中的天花板。”沈巍说。

2016 年 8月，峰瑞资本作为一家基金发布了一款App——FreeS Club。目标是构建一个开放式的社群，这个社群里有 4 种角色，峰瑞资本的员工、已投公司管理团队、峰瑞资本 LP(出资人)、外部专家群。起初，这只是一款基于LP之间沟通的一款系统，为了帮助LP能够随时跟进峰瑞所投企业的信息。
过去，美股资本市场之所以备受推崇，是因为管理市场的主要方法更多地保证了公司信息披露的全面、真实和即时性。在金融市场，增加信息的流动性和对称性会有助于提高资金和资产的匹配效率。
这是李丰之所以要在内部的一款小应用上也花大力气的原因。“在早期投资中，最重要的是找到标的并形成判断，因为它们是从来没有在市场上出现过的标的。而如果有人帮助完成了这个重要的环节，理论上应该获得回报。其次，让金融市场变得更高效，本质上的方法是让信息更好地流动。”李丰说。
从结果上看，峰瑞资本收获了丰富的独家项目来源，91%的已投项目由峰瑞资本领投，其中49%为独家投资。过去一年间，峰瑞资本37%的已投项目来自外部推荐。10%来自LP，60%来自互联网高管，30%来自被投公司CEO。

判断与节奏2015年1月中旬，峰瑞资本的第一次团建选在了北海道。晚饭前，向导为大家组织了一次集体活动。从会场到餐厅的这段路上，两人一组，一人蒙着眼罩，一人负责牵引，彼此不能交流，以保证参与游戏的人不提前预判身边有谁在陪着自己。
1月初北海道的雪齐腰深，路况也不乐观，有时需要爬梯，有时还需要翻杆。这一路走了足足半个小时。
目的地是北海道的一间居酒屋。游戏结束后的晚餐时间，田里第一个哭了，接着是团队哭成一团。他事后回忆，那个时间点是精神最紧绷的节点，过去几个月的辛苦自不必说，未来也将有更多不可预期的困难。
“因为你不知道谁在带你，但是你又没有人可以信任，他如果不管你，你可能被车撞死。蒙上眼睛走路的时候，又会很容易让人想起一些事情，这种状况在当下的情景中，你必须无条件信任身边的人。”

田里想起来，当年在IDG，合伙人周全就曾就跟大家反复强调，VC之所以要做成合伙人机制，这里面最重要的事就是支持，当你走不下去的时候，我扶你一把，你痛苦的时候，讲给我听。
林中华认为，最近一年，李丰对他的最大影响是令自己“变得更有情怀了”，而他则负责提醒李丰“还是要把钱赚到手”。
李丰预留了二分之一左右的股权给整个团队，包括投资团队、支持服务体系、整个基金和管理公司。
今年农历新年之后，李丰在一次投委会上与人争吵，发火发得凶。事后他做了反思并和同事约法三章，如果之后再无缘无故发火，一次罚款2000。
“以前他只需要把投资的部分做好即可，现在他除了把投资做好以外，在学习管理一家基金。从大局出发，他做了一些自己并不喜欢的事情。”林中华说。
2007年秋天，李丰决定离开“秒针”时，同为创始人合伙人的吴明辉曾对他说：“你很聪明，投资需要特别聪明的人，创业需要耐心，太聪明的人往往没耐心，你其实适合做投资。”
以前在IDG内部会议上，合伙人章苏阳曾说李丰“批评一个项目时往往一针见血，甚至能说到体无完肤，但他夸一个项目时却毫无力度，夸不到点上。”
出来创业后，李丰越来越认同章苏阳的这段话。他从前容易看到别人的不足，现在要做的是需要花更多耐心和心思去考虑别人做的不尽如人意之处，并且尝试去理解和接受。过去一年，是李丰开始真正学习与耐心相处。
“一直以来我都认为自己很聪明，做事总能找到更好的方法。但是努力找更好方法这件事上，有时候会偏向找捷径。但在建立价值的过程中，基本上没有捷径可言。所以聪明人在做一个基金或者创业企业，最需要克服的就是避免老去找最优路径。”他说。
后期每到复盘所有已投公司的时候，李丰常常夜不能寐。白天讨论过的项目，晚上到家还要拿出来一个一个想。“会担心他们做不好，这是很大的焦虑。而且拿了别人的钱，虽然LP们认定这投资中可能存在风险，但仍然意味着足够的信任。”
十年前，李丰的第一间办公室在北大西门，临近海淀图书城，那是他创办的第一家在线教育公司，罗永浩也是其中股东。
十年后，罗永浩因为创办锤子科技而引发争议。李丰曾对外提及老罗备受争议的原因，认为他过往提倡的所有观点都涵盖了普世价值观，他所努力做到的与众不同，以及他希望世界遵循着逻辑公平和程序正义的方式运行。
这种评价中显然也包含着李丰的某种自我解读。离开IDG时李丰已经42岁，算“高龄”创业者，理论上，他已进入不惑之年。和老罗一样，他仍然希望自己保有上述特质，并为固有业态带来精进，这也意味着他要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并再次痛苦进化。

▲ 林中华认为，最近一年，李丰对他的最大影响是令自己“变得更有情怀了”，而他则负责提醒李丰“还是要把钱赚到手”。

对李丰而言，他还有一种更大的担忧。依赖对金融领域宏观趋势判断，峰瑞已经有很多提前布局和投资，而他所担忧的是自己可能对宏观趋势判断正确，却在对微观的节奏把握上出现问题。
李丰以《大空头》为例，华尔街几位眼光独到的投资鬼才在2007年美国信贷风暴前就看穿了泡沫假象，通过做空次贷CDS大幅获益，成为少数在金融灾难中大量获利的投资枭雄。
“这相当于在别人没有子弹的时候，你有点子弹。虽然我们已经经历过股市最坏的阶段，但最难的问题是你即便做出了正确的趋势判断，跟所有人看到的表观现象不一样，但结果也取决于你在那个时间点上是不是有正确的节奏。”

言外之意，在整个宏观经济周期中，想要跑赢时间，不能慢。但激进也意味着风险。聪明如李丰，像《大空头》中的投资经理迈克尔·布瑞一样，能够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提前得出美国经济即将崩盘的结论，而对泡沫和危机越早有所警惕的人，也将不可避免地陷入更长时间的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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